毛泽东为何要批李秀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毛泽东为何要批李秀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曾支持戚本禹对李秀成口诛笔伐,并对李秀成盖棺论定。最高领袖为何对当时的一个小人物的文章感兴趣,且亲自指示?其中的玄奥当时好多人看不明白,原来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 1963年,后来的文革红人、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给李秀成扣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戚文开宗明义:《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由此判定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事有凑巧,几乎是在戚文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充分肯定一出正在排演的名为《李秀成》的话剧,赞扬李秀成忠勇。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的叛徒之说了,于是指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戚文。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大多数与会者不认同戚文,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李秀成为叛徒,应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 周扬遂建议发一个内部通知,要求各地不转载戚文,并让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否定,对戚本禹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他已经乱了阵脚,准备改弦易辙、认错检讨。谁知就在此时,这一事件出现戏剧性逆转: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 江青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写完以后可以请教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后来传出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这批示究竟是写在刊有戚文的《历史研究》上,还是批在《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上,无以考证。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竟未入编。但从批示的文字风格来看,绝对不像江青在假传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有此最高指示,李秀成自然是在劫难逃了。中宣部随即发出通知: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还原历史之真相。不少学者坚持说《李秀成自述》是被曾国藩篡改删削了,有的人干脆说《自述》是曾国藩伪造的。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兴奋不已的戚本禹重整旗鼓,于1964年三四月间写出续篇《怎样看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仍发表于该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如果说《评〈李秀成自述〉》虽有简单片面乃至盛气凌人的毛病,但总体上仍属于学术讨论的性质,那么续篇就只是蛮横武断的政治裁决国际上从伯恩斯坦、考茨基,一直到现代修正主义,国内则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集中批判叛徒李秀成的晚节不终。 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问过戚本禹,戚本禹承认当年猛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反对毛泽东是晚节不终。戚还透露了毛泽东当年的重要指示: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彭德怀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他回去搞掉毛泽东一位随同访问中将向毛泽东汇报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魏延的骨头,冯玉祥的为人,朱可夫的党性。刘少奇在62年七千人的大会上说:其他人的反可以平,彭德怀的反不能平。 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特色。李秀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的毁誉,竟然和彭德怀能扯上关系,这也是历史的黑色幽默之一罢。

毛泽东为何要批李秀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毛泽东为何要批李秀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毛泽东为何要批李秀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曾支持戚本禹对李秀成口诛笔伐,并对李秀成盖棺论定。最高领袖为何对当时的一个小人物的文章感兴趣,且亲自指示?其中的玄奥当时好多人看不明白,原来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 1963年,后来的文革红人、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给李秀成扣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戚文开宗明义:《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由此判定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事有凑巧,几乎是在戚文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充分肯定一出正在排演的名为《李秀成》的话剧,赞扬李秀成忠勇。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的叛徒之说了,于是指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戚文。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大多数与会者不认同戚文,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李秀成为叛徒,应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 周扬遂建议发一个内部通知,要求各地不转载戚文,并让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否定,对戚本禹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他已经乱了阵脚,准备改弦易辙、认错检讨。谁知就在此时,这一事件出现戏剧性逆转: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 江青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写完以后可以请教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后来传出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这批示究竟是写在刊有戚文的《历史研究》上,还是批在《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上,无以考证。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竟未入编。但从批示的文字风格来看,绝对不像江青在假传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有此最高指示,李秀成自然是在劫难逃了。中宣部随即发出通知: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还原历史之真相。不少学者坚持说《李秀成自述》是被曾国藩篡改删削了,有的人干脆说《自述》是曾国藩伪造的。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兴奋不已的戚本禹重整旗鼓,于1964年三四月间写出续篇《怎样看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仍发表于该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如果说《评〈李秀成自述〉》虽有简单片面乃至盛气凌人的毛病,但总体上仍属于学术讨论的性质,那么续篇就只是蛮横武断的政治裁决——国际上从伯恩斯坦、考茨基,一直到现代修正主义,国内则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集中批判叛徒李秀成的晚节不终。 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问过戚本禹,戚本禹承认当年猛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反对毛泽东是晚节不终。戚还透露了毛泽东当年的重要指示: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彭德怀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他回去搞掉毛泽东——一位随同访问中将向毛泽东汇报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魏延的骨头,冯玉祥的为人,朱可夫的党性。刘少奇在62年七千人的大会上说:其他人的反可以平,彭德怀的反不能平。 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特色。李秀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的毁誉,竟然和彭德怀能扯上关系,这也是历史的黑色幽默之一罢。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尽管为瞿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前引书第297页)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和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我见到了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但是,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以下三条重要材料,说明此点。(此三条材料引自上引书第23-26页)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

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折。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给你,叫你继续作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给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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