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笔者日前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晚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与朱家骅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朱的去信多,陈的回信只有一封,并牵涉到国民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陈布雷。回来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后,发现与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不尽一致,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其说法都还是不够准确的。这几封信也反映了陈独秀最后两三年与国民党当局互动的一个真实侧面,故在此对之略加解读,以就教于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 如所周知,任建树、唐宝林先生合著的《陈独秀传》,是大陆学术界最有影响的陈独秀传记,在谈到陈独秀晚年对于各方面赠款的态度时写道:“国民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1]1999年,任建树先生又单独出版了一本《陈独秀大传》,关于陈独秀拒绝朱家骅赠五千元的说法与前书还是一样,[2]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来源都是1977年郑学稼在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上回忆陈独秀晚年的一篇文章,[3]1989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又出版了一套郑学稼著的《陈独秀传》,仍是延续在《传记文学》上的说法:1941年“3月25日接陈独秀先生信,内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张国焘先生。……陈函,依‘日记’云:‘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原来高层知陈穷,经朱家骅赠五千元,陈先生退还,朱又托张寄往。张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4] 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以下是笔者查到的6封原信:

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

1、朱家骅致陈独秀(1940年7月17日) 仲甫先生大鉴: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旆,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楮布臆,不任迟悬,敬颂痊祺。弟朱家骅。7月17日。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朱家骅致陈独秀(1941年3月6日)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仲甫先生道鉴:客秋国焘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回冗未果,不审比来尊恙如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耑此敬颂台绥。弟朱家骅。3月6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3、陈布雷致朱家骅(1942年1月17日)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1月17日。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旁边批有“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字样,应为朱家骅身边工作人员所批。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4、朱家骅致陈布雷(1942年1月20日)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厪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弟朱家骅。1月20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

5、朱家骅致陈独秀(1942年1月27日)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讬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1月27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右边注有“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6、陈独秀致朱家骅(1942年1月29日)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1月29日。[5]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及过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镇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及过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镇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

从这6封信件反映的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其一,朱家骅资助陈独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

“一些”是多少?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一些是多少?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其二,这种资助在形式上不附带任何条件、当然也包括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致送。但几次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表明国民党也是有所考虑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们对陈独秀的资助,还是对陈独秀确实抱有某种期待,笔者尚不便随意推测;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2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2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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